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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雕塑和人体观念琐谈

2022-7-7 16:59| 发布者: administrator| 查看: 58| 评论: 0|原作者: administrator

两汉雕塑和人体观念琐谈

陈耀林

在中国历史上,两汉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开拓疆土,远交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两汉遗存的众多画像石、画像砖,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两汉的社会风貌,为我们了解两汉的民风民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较而言,两汉的圆雕除了大量的随葬陶俑以外,石雕遗存数量较少(1)。1985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现了两尊汉代裸体石雕人像。这一发现不仅充实了我们研究汉代雕塑艺术的内容,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人体观念和民风民俗提出了问题。

两尊石像发现地点在石家庄市西郊小安舍村。两石像造型相似,为裸体的一男一女,跪式。男像高1.74米,胸围2.08米;女像高1.6米,胸围1.93米,均是用整块山石雕凿出轮廓,然后在粗糙的三面上用阴线和浮雕刻画出眼、耳、口、鼻及其他装饰。石像憨态可掬,头部比例较大,大眼小口,两手交叉拊于胸前,露乳房、肚脐,明显清楚地刻出两性生殖器官。腰间系带,但头饰不同。男着冠帻,样式与河北望都汉墓壁画的“门下游徼”、四川绵阳崖墓陶俑及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男厨俑相似,脑后有结状隆起,当是发髻。《后汉书·舆服志》说:“崇其巾为屋,合后施收。”女戴帽,帽顶中部凹下,中央阴线刻成方形。帽正前面刻有字迹“”,因风化已不好辨认。雕像简略古朴,未脱原始气息,与山东曲阜南乡出土石人两躯,一铭“府门之卒”,一铭“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2);陕西霍去病墓前的“野人”“野人抱熊”(3);陕西斗门镇“牵牛、织女像”(4);山东邹县东匡庄匡衡墓附近石人像(5);山东曲阜梁公陵石人像(6);四川芦山县石人像(7);四川省都江堰出土的李冰像及持臿人像(8);以及现存河南省嵩山中岳庙前的两躯汉石人风格一致。石家庄出土的这一对石人虽然表现手法简略,但粗中有细,男像刻成单眼睑,女像刻成双眼睑,可见作者是认真取材于现实生活的。

两汉雕塑和人体观念琐谈

两汉雕塑和人体观念琐谈

两汉雕塑和人体观念琐谈


文化艺术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汉代雕塑的主要目的是记事教人,陪葬表功,因此,汉代雕塑的主要题材是人,人的活动,及为人报认识的动物或在想象中的神话传说等。”(9)画像石是两汉造型艺术的主要代表。两汉的圆雕主要是陶塑,石雕还比较少,这些雕塑总的来说还比较粗糙、古拙。但它毕竟已从平面的画像石和装饰脱胎出来,并延着中国独特的艺术传统成长,出现了精心构思的纪念性群雕,成为中国雕塑艺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以后两晋、南北朝雕塑艺术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10)。两汉的雕塑是出自工匠之手。根据所发现的实物,都只是就大块岩石的原状来雕出物象的轮廓,然后对细部稍予加工而成,颇近似通体浮雕形式(11)。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在汉代雕塑艺术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印度犍陀罗等外来雕塑艺术的手法,雕塑技法逐渐丰富起来。

中国人对裸露身体向来是讳莫如深的,尤其是女性。所以中国古代不存在纯审美意义的人体艺术。在20世纪20年代,“模范省”――山西省警察厅,甚至公布了“饬禁展览裸体画,以其迹近诲淫”的布告(12)。20世纪五十年代,笔者曾亲眼见到偏僻地区的女人出门,不但严密地遮蔽身体,甚至连内衣的袖口、鞋口都用针线密密缝牢。由此可见,中国人对暴露身体的忌讳,可以说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今天。对这种根深蒂固的顽固观念,如果究其原因,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归结为儒家礼教的长期薰陶。可是40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看到两汉存在大量的裸体陶俑(13)。殷周青铜器中也多有用裸人作装饰的现象。它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国人的人体观念的历史重作探讨(14).为什么在独尊儒术的汉代会容许这样的裸体形象出现呢?以后在宋儒道学先生眼里所不能容忍的裸露身体,在汉儒看来,并不以为然。如果说所发现的大量汉裸体陶俑是专为殉葬用途的话,石家庄所发现的这对裸体石人却是树立于墓前的孝子,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给众人看的,当时恐怕并不看作是有伤风化。

“就像在现代科学家看来一样,宇宙起源和戚的隐蔽秘密的关键就在性的神秘中。两种活力或力量,一种是积极主动的(雄性),另一种是消极女性的或接受的,在每一个地方都被认为是为了创造之目的而结合。天和地、太阳和和月亮、白天和黑夜,都被认为是相结合而产生存在。几乎所有古代文明的多神论崇拜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由这个基础我们可以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追溯出神灵分化成男神和女神,不同自然力的神化,人自身能力、欲望和情欲的观念化。”“自然的神秘性不过是生育和生命起源的神秘性。”“在所有的宗教中,最深刻、最使人敬畏的属性是生育和生殖的能力。”“性崇拜和性象征的产生,是后来发展的结果。”(15)

1983年辽宁牛河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晚期祭祀遗址发现了裸体女神陶俑塑像(16),使我们眼界大开,“我们终于找到了全国考古界等三十多年才发现的重要材料。”也为历史上存在的一些难解的文化现象找到了解释和渊源关系。

翦伯赞先生曾说:“裸体舞是生活于较为原始的历史阶段中之歌舞的形式,此种歌舞的形式,在中原地区亦曾存在过,但随着历史的前进,早已消灭了。尤其在儒家哲学支配一切文化思想的汉代,此种不合封建礼教的裸体舞闷不会在本土再生长出来,因而确切地证明这是一种外来的歌舞形式。”(17)近年来裸体舞形象在岩画中也屡有发现。有人认为这种裸体舞是受西域、希腊罗马艺术或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可是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岩画和两汉雕塑作品完全是中国独特的传统风格,是我国殷周及其之后的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丝毫外来艺术影响的痕迹。看来这种裸体舞在两汉,在一定场合,并不一定完全灭绝。

近年来,不断的古代人体造型,引起人们的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专题研究文章。有人认为这些人体造型“有些是顽石原始宗教的残影,更多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写照……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及习俗在艺术领域的折射,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是有用的形象资料。”(18)有人认为“这类作品无疑是两汉时代社会生活风俗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决不是当时的画工和雕塑者一时心血来潮而凭空想象的产物,如果是凭空想象的产物,那它也很难存在。”并进一步分析说明:“与汉代房中术流行有关”;“与原始生殖崇拜的遗俗有关系”;“原始婚俗的影响”;“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原始遗风的影响”等。(19)李松先生说:“人体艺术的逐渐消失,以至被视为禁区,其时当在汉代以后,当儒家礼教之网愈织愈密之时,伊甸园的大门也就愈闭愈紧了。”进而言之,我认为,强盛的唐帝国,以十大的气魄兼容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形成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最繁荣的时期。唐代对人体艺术还保留着较开放的态度。在宗教艺术中,佛、菩萨的造型丰满健康,袒胸露臂,呈现着勃勃的风采;皇家陵墓,乾陵的述圣碑还在用裸人作装饰,并未视作不得体。看来是宋明理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以后,人体艺术才成为大禁忌。

周予教授早就指出:

儒家的根本思想,乃是生发于“生殖崇拜”观念的。而崇拜生殖的观念,正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之一。事实上,只有理解俺家和传统礼教文化这种崇拜生殖的精神,方能理解中国人所以重多子,以多子多孙为福,并且人口如此众多的原因。(20)

汉统治者提倡“孝悌力田”“以孝治天下”。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核心也是希冀子孙繁盛,绵延不绝。“郭巨埋儿”“黄香枕扇”“丁兰获偶”等许多行孝故事产生于汉代。“曾参慎终”“闵子御车”“莱子娱亲”等孝子故事皆见于汉代画像石中。宋元以后形成了广为流传的二十四孝读本。

石家庄石人的发现地点,原属西汉常山国封地,距著名的西汉南越王赵佗先人墓冢很近。这里井陉、获鹿一带的风俗,几乎家家的庭院栽种石榴,石榴多子,寓意也是根深蒂固的希望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传统。这对石人也正是这种潜在民族意识氛围中的产物。

这对裸体石雕人像,早年半露于村外的田野中,曾长期是周围人们崇拜的偶像。常有人来这里焚香、烧纸、祈福。附近不少村庄人家的子女都曾将石人认作干亲,祈求石人保佑子孙平安、避灾免祸。后来石人圈入农家院中,埋入地下,但仍不断有人找到这里来烧纸许愿。这家人因烦于应付香客的长期骚扰,在文物部门的协助下,才烧纸磕头虔敬地将此“神”送往附近的一座寺庙中。

上下五千年,风筝不断线。尽管现代人已不明了“始作俑者”的本意,但冰冷的石人生命未死,灵魂不灭,仍在传递着远古人类遗俗的信息。不将石人当作一种民俗现象来考察,不将它看作是一种思想意识的载体,脱离了精神方面的依托,孤立地看待它,就无从了解它深层的社会意义。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民俗文化常超越时空,不绝如缕,顽强得以承继和流传。

注释

(1)参阅李浴《秦汉时代的美术》(《中国美术史纲》卷上,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177页。)

(2)《汉石人》(《曲阜观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7页。)

(3)傅天仇《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1964年第1期,第40页);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第3页);马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记》(《文物》1964年第1期,第40页)。

(4)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第3页。)

(5)王思礼《山东邹县城东的古代石人》(《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十期,第49页。)

(6)《文汇报》,1956年12月15日。

(7)陶鸣宽、曹恒钧《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第41页。)

(8)李浴《中国美术史纲》,辽宁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册第296页。

(9)刘开渠《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代表》(《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山东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10)参阅金维诺《秦汉时代的雕塑》(《中国美术史论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11)俞伟超、信立群《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第8页。)

12.刘开渠《禁止展览裸体画》(《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山东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页。)

(13)毕初《汉长安城遗址发现裸体陶俑》(《文物》1985年第4期,第94页);尔东《西安西郊西汉墓出土一批裸体陶俑》(《文博》1985年第3期);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14)参看李松《由考古发现引出的美术史上几个问题的思考》(《美术》1986年第1期,第52页。)

(15)美·O·V·魏勒著、历频译《性崇拜》,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第203、206、228页。

(1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塚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八期,第1页);孙守道等《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第18页)。

(17)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548页。

(18)杨泓《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文物》1987年第1期。)

(19)刘云辉《简论两汉时期的裸体画像和裸体雕塑》(《文博》1990年第3期,第44~46页。)

(20)转引自何新《生殖崇拜与阴阳哲学的起源》(《诸神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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